“禽兽”们也懂得做买卖？

我们一直以为经济行为是人类独有的，但现在发现，即使是简单的生物也懂得做生意。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以物易物的倾向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很普遍，但在其他动物中至今未见。”这是在1776年，但“人类是唯一能从事经济活动的物种”这个观点之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从直觉上讲，是这么回事。举例来说，要能对市场上的供需变化做出反应，必然要求一个物种足够聪明，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决策，而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

但事实上，这不过是我们的想当然罢了。随着我们对地球上无数其他物种的了解，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即很多动物都能进行交易，一些物种甚至还非常精于此道，能以自己的私利操纵市场。从活泼的狒狒到在珊瑚礁上提供“鱼疗”服务的濑鱼，我们在自然界的任何地方几乎都能找到令人惊讶的复杂经济决策的证据。甚至还有真菌也在做生意，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些没有大脑的土壤居民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似乎比我们还理性。

这些发现让我们对合作行为的起源有了新的理解，此外，也动摇了复杂行为离不开发达的大脑的看法。如今我们甚至还要向这些善于做生意的“禽兽”讨教生意经呢。

动物之间为什么会有合作？

任何看过野生动物纪录片的人都知道，合作在自然界是很普遍的。猴子互相打扮；鬣狗成群捕猎；在蚂蚁（或蜜蜂）的群落里，工蚁（或工蜂）辛勤地为蚁后（或蜂后）以及其他同伴服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生育权利……不仅同一物种的动物有合作，合作也存在于不同物种之间：牙签鸟帮助鳄鱼清理牙缝中的残食；牛背鹭啄食牛身上的寄生虫……但是按进化论的观点，生存竞争是自然的铁律，残酷的利己主义是动物唯一应该奉行的准则，那大自然为什么会进化出动物之间的合作呢？

对每个物种而言，永恒的目标无非是提高自己的生存、繁殖以及后代存活能力。这些被统称作“适应性”。围绕着“提高适应性”，人们试着从不同角度解释动物的利他行为，其中就有两个互为补充的主要理论。

第一种是亲缘选择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动物的利他行为通常发生在“亲戚”之间。由于亲戚或多或少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基因，如果牺牲自我利益可以在未来提高亲戚们的适应性，帮助他们播撒基因，那“牺牲小我”最终换来的是整个种群更好的存续。这么一来，利他就不算亏了。当然，利他行为也不会在亲属间无限地发生，随着血缘关系变远（也即基因相同程度变低），动物的利他意愿也会逐渐下降。

亲缘选择能较好地解释蚂蚁、蜜蜂等昆虫中的利他。蚁群、蜂群的繁殖活动通常是由个别雌性包揽的，也就是说所有人都有同一个“妈”，因此它们之间的基因相似程度非常高，也就能做出舍生忘死般的利他行为。然而，亲缘选择没法解释不同物种之间的利他行为。

于是第二种理论——互惠利他理论便诞生了。这种理论认为，虽然“助人为乐”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也即损失自己的适应性；但如果得到自己帮助的同伴，在日后能以某种形式给予回报，那么自己先前的损失便能在日后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尽管获利的动物跟自己不一定沾亲带故，可一旦“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利他仍可能发生。以牙签鸟为例。它们在帮助鳄鱼清理牙齿的同时，也收获了食物，实际上双方都得了好处。

合作的本质是选择生意伙伴

但是在野外里，法国动物行为学家罗纳德·诺伊很快注意到先前解释动物合作的理论的局限性。他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肯尼亚观察狒狒。他发现，当两只低等级的狒狒联合起来挑战占统治地位的雄性狒狒，以便获得与雌性的交配权时，它们并不总是像互惠利他理论所设想的，在挑战成功后继续互惠合作。情况恰恰相反，同谋者中较狡猾的一只，为了确保自己的交配机会比合作者多，会不停地更换合作伙伴。因为它知道，群里总有潜在的合作者愿意接受更低的“开价”。

由此，诺伊提出，合作关系的本质是伙伴选择，而选择伙伴的条件不是互惠，而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跟人类在市场上做买卖时所秉持的原则是一回事。所以，诺伊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生物市场理论”。

他试着把新理论应用到其他物种上，看看是否能解释它们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都能奏效。一时间，这个理论吸引了许多年轻生物学家。不过，当时对生物市场理论的检验还停留在纸面上，即只局限于用于解释已记录在文献中的动物的行为。法国动物行为学家雷杜安·巴沙里是罗纳德·诺伊的一名博士生。他决定走出去，到野外去验证它。

濑鱼的服务交易市场

他把一种叫“清洁工”濑鱼的小型暗礁鱼作为观察对象。当其他鱼经过它的“清洁站”时，守候在那里的濑鱼会从它们的鱼鳞中揪出一条条小寄生虫，并吃掉。濑鱼得到食物，而“客户”得了一次免费的“鱼疗”，这好像是典型的一个互惠利他的例子。但其实事情要比这复杂得多。濑鱼和“客户”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的一面。原因是，比起吃寄生虫，濑鱼更喜欢吃“客户”身上的粘液，而粘液对鱼有保护作用。“客户”在接受“鱼疗”时，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粘液被濑鱼吃去，但它们既然有求于它，也只好对濑鱼的偷嘴睁一眼闭一眼。濑鱼呢，也不能无所顾忌，也会对作弊对象和时机有所选择。

巴沙里发现，濑鱼的“客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游客”，它们可以在几个“清洁站”之间穿梭，这次到这里，下次到那里，没个准。另一种是“老客户”，它们习惯于只到一个固定“清洁站”接受服务。

巴沙里猜测，在这场买卖中，“游客”比“老客户”更具战略优势，因为它们可以货比三家，对这一家不满意下一次可以到另一家。果然，他发现，“游客”几乎总能得到更好的服务，比如每次来总能优先；而且，比起“老客户”，濑鱼不轻易偷吃它们的粘液。

巴沙里还发现，当有其他鱼在旁边观看时，濑鱼不太可能作弊，而当“客户”是掠食动物时，它们从不作弊——谁敢得罪地头蛇？最近，巴沙里在澳大利亚的蜥蜴岛附近观察时，又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里的濑鱼已经不再给“游客”提供优先服务了。他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几次厄尔尼诺现象杀死了当地80%的濑鱼，在这个服务市场中，目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濑鱼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它们对“游客”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你爱来不来，我的生意反正都火热得很！

在这个市场系统里，复杂程度如此之高，这些鱼适应市场的本领如此之强，让巴沙里惊叹不已。过去认为，只有那些大脑发达的生物才能够做出复杂行为（比如对供求变化做出反应），而现在脑袋小小的濑鱼就做到了这一点！

没有大脑的交易者

的确，在过去几年里，生物学家已经表明，许多动物都能够对市场做出反应，包括黑猩猩、猕猴、猫鼬、蚂蚁、黄蜂和一种称为“七彩神仙鱼”的小鱼。

在最近发现的一个生物市场的例子中，交易者甚至根本没有大脑。在土壤中，有一种叫丛枝菌根真菌（简称菌根菌），它们与植物的根做交易，拿磷换回碳。单个菌根菌像一张网一样可以连接到许多植物，所以它能在贸易伙伴之间快速变换，一旦发现某个伙伴不划算，就终止跟它连接。同样，植物也可以从众多相互竞争的真菌菌株中进行选择。

生物学家在追踪这些地下交易的时候，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鬼把戏。比如，真菌一般避免与生长在阴凉处的植物做买卖，因为喜阴植物光合作用能力差，制造的碳少，真菌可能认为它们不是理想的贸易伙伴。再比如，当植物对磷需求量大的时候，真菌会以让植物无法接近的形式囤积磷。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可以抬高价格，从植物那里获得更多的碳回报。

你瞧，即使是最简单的生物，当它们在市场中从事交易时，也能给人一种理性的利己主义者的印象。

当然了，动物、植物和真菌的交易行为与人类经济行为的复杂性还是不能匹敌的——譬如说，它们都不使用货币。但它们对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发性。尤其考虑到，现在股票、证券、期货交易日趋电子化，交易往往在瞬间就完成（即所谓的“快闪交易”），而做出交易决策的，不再是人，是各种相互竞争的算法和程序。真菌网络通过数亿年自然选择进化出来的在众多交易伙伴中进行的“快闪交易”，科学家可以非常精确地跟踪，并通过建立模型跟实际情况比较。而这样建立的交易模型可用于优化我们今天的快闪交易，所以是很值得人类借鉴的，而且已经引起了金融研究人员的兴趣。